2009年至2014年希腊经过了艰难的时期，债务危机导致希腊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约四分之一，这种降幅，只有1929年至1932年的美国大萧条能与之相比。但与美国大萧条不同的是，美国经济在两三年后就实现了V型复苏，但希腊经济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才开始出现复苏迹象。
在希腊债务危机期间，于2009年至2011年担任希腊财政部部长的乔治·帕帕康斯坦丁诺（George Papaconstantinou），参与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首个救助计划的谈判，现在担任欧洲大学研究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学术主任。在2025外滩年会上，谈及希腊债务危机的经验教训，帕帕康斯坦丁诺总结为“3+1”。
他认为，第一个教训是，国际体系的稳健程度取决于其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希腊是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人口还不到上海的一半，然而，在几年里，我们却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如果希腊垮台，欧元区就会崩溃。时任美国总统奥马巴对我说，我们不需要另一个雷曼兄弟。但是，这种危机有时会突如其来地发生，而且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们需要牢记系统内部的相互联系，并始终关注最薄弱的环节。”
第二个教训是，以往被忽视的事情，最终都需要补课。他说：“多年来，希腊的债务与GDP之比一直保持在100%左右，情况不算危急，我们觉得还算稳定，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希腊债务与GDP之比飙升至230%，然后市场决定不再向我们提供贷款。这是多年财政管理不善以及支出失控导致的。欧盟同样如此，它在欧元创立后就忘记了自己所建立的是一个非常不完善的经济治理结构，缺乏工具、缺乏相应的机构，当危机来袭时我们不得不仓促应对。”
第三个教训是债务本身。“债务是否可持续，取决于利率与名义增长率的对比情况、取决于谁持有债务以及债务的期限类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对债务可持续性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分析，有些债务与GDP之比很低的经济体同样陷入了困境，我们的教训是，市场往往会反应过度，就算拥有一切正确的经济政策，仍然可能陷入债务困境。”他说。
“我想补充的一个教训是，当面临如此规模的危机时，需要作出的决策是多方面且复杂的，必须考虑财政路径、改革顺序以及如何将财政问题和结构问题结合起来。尽管希腊目前的表现已经比危机期间好了很多，债务危机期间我们仓促行事，暂时修复了一些地方，但我们还没有完成任务，如银行联盟的完善、共同安全资产等，许多脆弱性将再次困扰我们。”这些教训听起来并不复杂， 但帕帕康斯坦丁诺认为，有用的教训往往就是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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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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